告诉大家，这是庆功酒，也是咱们红星厂翻身的第一仗！”
当晚，红星厂的大食堂里，几十年未见的灯火通明。
那股浓郁的、霸道的红烧肉香气，像是一双无形的大手，抚平了工人们长久以来的怨气与不安。
几十张大圆桌拼在一起，没有精致的摆盘，只有那种粗瓷大盆，盆里盛满了色泽红亮、肥而不腻的五花肉，在昏黄的灯光下泛着诱人的油光。
顾恒没有坐那个象征特权的“领导小灶”，他脱掉了那件标志性的西装，只穿着一件白衬衫，袖子高高挽起，露出结实的小臂，手里端着一只盛满半斤高度白酒的粗瓷碗，直接站在了过道中间。
原本喧闹的食堂瞬间安静下来，几百双眼睛，那些沾满油污、布满老茧的手，此刻都停在了半空，目光灼灼地盯着这个年轻的厂长。
“这第一碗酒，我不敬天，不敬地，也不敬什么领导。
”顾恒的声音略带沙哑，却字字铿锵，穿透了食堂的每一寸空间，“我敬在座的每一位师傅！这几天，为了赶这批货，有人累晕在机台边，有人手磨出了血泡，我都看在眼里。是你们，硬生生把红星厂从泥坑里拽了出来！这肉，你们该吃！这酒，咱们该喝！干了！”
话音未落，他仰起头，喉结滚动，那辛辣的白酒如同一条火线入喉，他却眉头都没皱一下，一口气干了个底朝天。
“好！”人群中爆发出雷鸣般的叫好声，那是一种被压抑许久后彻底释放的情绪。
八级钳工王大爷，这个平日里连副厂长面子都不给的倔老头，此刻眼眶湿润，胡子上还沾着肉汁。
他颤巍巍地举起酒杯，当着所有人的面，将杯里的酒一饮而尽，然后猛地将杯子摔碎在地——这是那个年代工人们表达决心的最高礼仪。
“顾厂长！”王大爷红着眼吼道，“三十年了，我老王见过来镀金的，见过以此为跳板的，唯独没见过你这样真把我们当人看的！以后这红星厂，你指哪，我们这帮老骨头就打哪！谁要是敢在背后给你使绊子，我老王第一个拿扳手敲碎他的脑袋！”声浪一浪高过一浪，而在食堂阴暗的角落里，副厂长李明辉端着一盒冷掉的饭菜，听着那震耳欲聋的“指哪打哪”，只觉得脊背发凉。
他看着被工人们如众星捧月般簇拥在中间的顾恒，第一次清晰地意识到，在这个厂里，作为“副厂长”的威信已经彻底崩塌了。
那些曾经对他唯唯诺诺的车间主任，此刻正争先恐后地给顾恒敬酒；那些曾经被他拿捏的工人，此刻看着他的眼神里不再有畏惧，只有冷漠。
权力这东西，从来不是靠红头文件赋予的，而是靠人心凝聚的。
顾恒这一手“红烧肉”，不仅填饱了工人的肚子，更彻底抽干了李明辉的权力根基。
然而，红星厂的这场胜利，在几百公里外的省城，却激起了另一种微妙的涟漪。
《江东日报》的主编办公室里，李沐晴正满脸倔强地与主编据理力争。
桌上放着那篇她在红星厂蹲点一周写出的深度报道——《打破铁饭碗，换来金饭碗——红星厂超额累进计件制的启示》。
主编是个谨小慎微的中年人，他无奈地摘下眼镜，用红笔在稿件上圈出了大段大段的内容。
“小苏啊，事实我信，文笔也没得说。
但是这个调子……太敏感了。”主编指着那些关于“拉大收入差距”、“物质刺激”的段落，苦口婆心地劝道，“咱们这是内陆省份，不是沿海特区。
这种文章发出去，就是在挑战‘公有制为主体’的红线，会被人扣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帽子的！除非有上面的大领导点头，否则这稿子就是一颗雷，谁碰谁炸。”李沐晴咬着嘴唇，眼底满是不甘，她一把抓起稿子塞进包里，包的夹层里还藏着几张照片，那是临别时她在厂门口为顾恒拍的。
照片里，顾恒站在沧桑的厂门前，夕阳将他的影子拉得很长，而在镜头的死角，两人背在身后的手，悄悄地、却紧紧地握在了一起。
那不仅仅是暧昧，更是两个年轻人在激荡年代里对彼此信念的确认与扶持。
夜色深沉，省委大院一号家属楼的书房里，灯光柔和而静谧。
顾同山坐在宽大的红木书桌后，秘书小刘轻手轻脚地将一份文件和一个信封放在案头。
“书记，这是从报社那边拿到的内参稿，李沐晴写的，因为观点激进被压下来了。”"