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听着这一切，心里平静得不起一丝波澜。
因为已经太晚。
那把拉满的弓早已断裂，那些碎掉的星星，再也回不到天上了。
在那个白色房间里，我度过了漫长又安静的两年。
他们说我在好转。
最大的好转，大概是我晚上不再做噩梦，不再尖叫着从床上滚下来。
心理医生说这是创伤后的正常反应，需要家人更多的关爱和陪伴。
我妈听了，眼泪掉得更凶，每天变着花样地给我做小时候爱吃的东西，
一遍遍地抚摸我的头发，说些空洞又苍白的“对不起”。
我从不回应，只是安静地坐着。
他们不知道在无数个他们以为我睡着的深夜，
我都在用新买的盲人手机，笨拙地学习，查资料，投简历。
手指在那些凸起的盲文点上飞快地移动，这是我能找到的新星光。
最终，我拿到了一份来自偏远山区的盲人学校聘书。
当我把那张薄薄的纸递到我妈面前时，她不可置信。
“浩然，你……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去那么远的地方？不行！绝对不行！”
“你的眼睛看不见，生活都不能自理，妈陪你去！不，我们不去！你想教书，妈给你在家附近找最好的学校！”
我摇了摇头，终于再次清晰的开了口。
“我一个人去。”
“不行！我不同意！”
她想来抓我的手，却被我躲开了。
这两年，我学会了听声辩位，每一个动作，我已经能在我脑子里自动分解。
我平静地“看”着她的方向，嘴角挂着若有若无的笑意。
“你没有资格不同意。”
我转身回到房间，摸索着拉起行李箱的拉杆，在门口站定。
“妈，你想要的那个健康、听话、能让你在亲戚朋友面前骄傲自豪的儿子，早在三年前你第一次把药水滴进我眼睛里的时候，就已经死掉了。”
“现在活着的这个，只是一个不想再被你们拖累的瞎子。”
说完，我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。"